▲反复舔舐原生家庭留下的伤口，反而困住了自己。(农健 / 插画)
全文共6749字，阅读大约需要15分钟
曹阳觉得，需要改变的是原生家庭，而非自己，继而找到了不向前走的理由。发现可以向前走改变生活时，大把时间已被浪费。
吴寒霜认定，如果外人无法理解她被父亲猥亵的痛苦，她就难以与此人打交道。大多数男性被排除在社交圈之外。
冯海同不断缩回狭小的壳中，也拒绝做父亲。他不愿将伤害传递给下一代，让孩子再走一遍他的来时路。
曾经时髦的原生家庭决定论，如今正遭遇新一轮反思。心理学者们提出，不断怨恨“父母皆祸害”的人，反而困住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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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记者 姜博文
南方周末实习生 徐玉婷 李婉茹
责任编辑｜谭畅
在成为豆瓣小组“父母皆祸害”成员的第14年，35岁的冯海同被困在自己房间的方寸天地里。他窝在父母的老宅中，没有恋爱，没有工作，不愿外出，正与双相情感障碍作斗争。哪怕只是维持躺下的状态，似乎都已耗尽他的心力。
冯海同确信，他在很大程度上是父母一手“祸害”的。
这样的念头，在14年前就萌芽生根。进入“父母皆祸害”小组后，他目睹组员们发帖控诉父母造成的伤害，仿佛找到了同类。安全感与归属感包裹着他，只有在那里，自身问题源于原生家庭的观点，才会获得共鸣。
这个豆瓣网友创建的讨论社区成立于2008年，鼎盛时期成员超12万人，80后居多（详见南方周末2010年报道《父母皆祸害？》）。或许是一些言论挑战了传统孝道观念，小组一度引发社会舆论猛烈攻击。2017年，“父母皆祸害”小组被豆瓣平台转为私密状态，此后仅老组员可浏览其中内容并发帖，新成员无法加入。
被“雪藏”多年，“父母皆祸害”小组声量渐低，但它掀起的反思原生家庭浪潮，却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原生家庭的痛是一生的潮湿”“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等论调一度风靡互联网，拥趸们相信，原生家庭的伤害与罪孽，不是子女简单地向前看就能化解的。
时过境迁，曾经时髦的原生家庭决定论，如今正遭遇新一轮反思。与昔日不同，批判者不是孝道捍卫者，而是一些心理学研究者。他们提出，不能再让原生家庭无止境地“背锅”了：要承认父母的伤害，也要承认修复的可能；以受害者自居，反复舔舐原生家庭留下的伤口、不断怨恨“父母皆祸害”的人，反而困住了自己。
1
“我跟他的关系不可能改”
“我家人回来了。”2025年8月的一个夜晚，说完这句话，吴寒霜撂下电话。
南方周末记者与吴寒霜的交谈是偷摸进行的——以她家人外出散步为始，以家人返回之时为终。这位年过三十的“父母皆祸害”小组组员，谈及原生家庭的过往仍怀有很深的顾虑，要躲着家人，还要隐去人生重大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以免被他人认出。
外界刻板印象中，“父母皆祸害”组员成年后应该与父母断亲，彻底逃离原生家庭，对亲子关系绝望。吴寒霜并非如此。她自认渴求母爱，母亲对她也有温情，多年前去外地实习时，母亲为她准备辣椒水防身。她结了婚，新近也有了孩子，产后父母时不时帮她带娃。
但在内心，吴寒霜仍饱受原生家庭回忆的折磨。瞧见儿子不要父母搀扶就能独自走路，她总觉得，这是一个未经打压的小生命，胆子大，与自己截然不同。
在吴寒霜的叙述中，历经父母带来的伤害后，童年的她如同老鼠，“要不然在厕所待着，要不然在我的小房间待着”。母女间偶有温情的另一面，是两人时常吵得天崩地裂。在她看来申捷策略，母亲很多时候只把她当养老工具，问她以后会不会不照顾父母。与父亲，她则几乎不说话，也不愿他参与带娃，无奈单靠婆家难以每日支撑，才不得已为之。“我跟他的关系是不可能改的。”
吴寒霜不愿意南方周末记者与她的父母交谈，其他受访者也是如此。释怀还是怨恨，原地留守还是远走高飞，这是许多“父母皆祸害”组员面临的母命题。然而，无论怎样选择，许多人仍如同风筝，身后一根细线拴在原生家庭上。细线时时提醒着，他们已经被施加了延续一生的影响，还常带来向下坠的负重感。
表面上看，冯海同也维系着与原生家庭的联结。大学毕业后不久，他回到故乡，在这座西北县城生活。接连换了几份工作后，2022年，他最后一次辞职，没有再就业。服用治疗双相情感障碍的药物多年，冯海同的能量似乎被抽干了。他形容，如今只想安静独处，整日躺在房间，一睡便是一天。“我没有能量去和别人打交道。如果让我去工作，我可以硬撑着去，但是唯一结局就是筋疲力尽，然后死掉。”
对这样的状态，父母无法理解。他点外卖，会被父亲斥为“装少爷”：“你不能走两步路下楼去吃吗？”他尽力控制自己的愤怒，但有时还是会忍不住吼一句反击。
冯海同提出搬出去住，换来母亲的哭泣。母亲诉说自己为他洗衣做饭，收拾屋子，为何他还如此冷漠不孝。于是，他没有走成。
看上去，组员白楚桐真正“出走”了。她在家乡所在省份的另一座城市找了工作，租了房子。一年到头，除了偶尔一两次，她几乎不回家，也不与父母联系。
但原生家庭的记忆，还是与她无法分离。一次，男朋友到家后没有洗手，她大叫了一声。男友说，这有什么好叫的。那一刻，白楚桐想起了母亲。母亲习惯于因为一些小事对家人“开火”，高中时因为洗完头没吹头发，她就挨了一通骂。“我在卫生间一边吹头发一边哭，她又在外面拍门，骂我说好了没有。”
她难以与人形成稳定的亲密关系。无论在何处居住，总要划分一个空间上的安全区，比如只有她自己的房间。她认为，这是父母让她在寄宿学校度过小学、初中带来的深远影响——在最需要父母的时候，被迫过集体生活。
2025年9月24日，豆瓣小组“父母皆祸害”页面。（资料图）
2
“把锅甩给父母，自己好受一点”
北京中亲联教育研究院院长王占郡在2010年撰书剖析过“父母皆祸害”小组。他回忆，21世纪初，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为代表的西方心理学理论进入国内公众视野，承认原生家庭可能给人带来伤害的论调也开始传播。2015年前后，它的热度达到高峰。
在这套论述不断收获拥趸的过程中，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大儒心理创始人徐凯文观察到，一些未经正规心理学学习与训练的人，在受到原生家庭伤害后，以自身经历为蓝本，以部分西方心理学理论为基础，不断在网络上灌输、强调父母带来的伤害，其中就有“原生家庭决定人的一生”“人生的不顺都应归咎于原生家庭”等极化观点。比起科学的理论，这些观点更容易传播，在国内“很有市场”。
徐凯文称，这些观点的流行是一种自发的民间行为，信奉者大多不是专业心理学者或心理医生。“（有些人）学习了一点西方心理学内容，对其没有完全消化和理解，把它放大成了原生家庭有罪论、决定论。他们把人生的不如意先从父母归因，觉得这些是无法改变的，自己是无能为力的。”
他还强调，西方心理学理论也只认为原生家庭能够影响人，而非决定人的一生。此外，这些理论是否适配中国的社会情况，也值得讨论。西方文化认为人生而有原罪，也更注重人的独立性。而在中国文化中，孩子和父母的自我是重叠的，处于强烈的相互影响、我中有你的状态。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研究员王继堃能一定程度上理解原生家庭决定论。“当一个人心里面太痛了，会要去找一个原因或者解决方案。暂时没找到更成熟的解决方案时，这种论调就匹配了无意识的心理需要，好像把所有的锅都甩给父母，自己就能够稍微好受一点。”
但她并不认同这种做法。王继堃表示，原生家庭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塑造人的个性。然而，将所有的“锅”甩给父母并不公平。系统理论认为，一个人出现心理症状或者心理痛苦，有个体、家庭、社会文化环境等多方面原因，原生家庭只是其中之一。
此外，如果父母遭遇过诸如情感忽视、情感虐待和身体暴力等童年不良事件，并且没有觉察、得到疗愈，创伤可能出现代际传递。当这批父母有了孩子、步入中年时，正面临对自己后半生价值的思考，在职场、孩子教育等多重压力下，做得再好的父母，也不可避免地会对孩子造成一些伤害。
3
受害者情结
曹阳在“父母皆祸害”小组里第一次接触到原生家庭决定论，便沉溺其中。那是2012年。此后近十年，他几乎没考虑过婚育，害怕再复制父母的模式。他把父亲的讥讽当做某种真理，深信自己无力冲破原生家庭的藩篱。
他一度无心拼事业，个中责任甩给原生家庭，认为拼不动是因为父母不能提供支持。大学毕业后不久，家里买了一台车，由曹阳还车贷。他设想过去跑网约车，却没有付诸实践。“我的身后空无一人。就感觉自己一个人在战斗，很没意思。”
在别的岗位上，曹阳自称也“混得不怎么样”。过去，他认为是父母没在执行力上给予指引，长期贬低导致他的玻璃心，这二者令他屡屡受挫。
并非刻意夸大，曹阳的成长环境确实不算顺遂。有一次小学同学聚会，语文老师喝高了，问曹阳：“我教过你弟弟申捷策略，也教过你，有一件事很不懂。你的成绩不知道比你弟好了多少倍，为什么我感觉你妈妈很喜欢你弟弟，一点都不喜欢你？”
在曹阳心里，这是一种再熟悉不过的感觉。母亲更宠爱弟弟，父亲对弟弟不好了，弟弟就嚷嚷着要告诉母亲，“他觉得有妈妈撑腰”；弟弟欺负曹阳，母亲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弟弟为什么就欺负你？”
母亲如此，父亲也没能成为救赎。曹阳与弟弟一同写作业，父亲会夸弟弟认真，却说他是在装。
曹阳有一只脚先天发育不良，他说父亲以此贬低他。上初中时，父亲挖苦，是个女的看了他都想吐；念高中后，父亲总爱对他说，不如别读书了，回家种地吧。
转折发生在27岁那年，曹阳人生中第一次与女生约会。他发现，女生对他那条发育不良的腿并不那么在乎，反而更看重谈吐、资源、眼界等因素。
约会结束，曹阳大哭了一场。他意识到，自己蹉跎在原生家庭决定论中，产生了受害者情结，这使他觉得需要改变的是原生家庭，而非自己，继而找到了不向前走的理由。直到发现自己可以通过向前走改变生活时，大把时间已经被浪费了。
4
抵抗伤害蔓延
曹阳曾问母亲，为何偏爱弟弟。母亲回答，别看弟弟成绩不好，其实一努力就能上去；曹阳成绩看似更好，实则全靠努力，稍有懈怠就会回落。
曹阳承认，那一刻，他内心隐隐发痛。按他的理解，母亲认为弟弟更有前途，自己不够聪明，还坏了一条腿，“长大也没什么用”。正是这样的对峙使他意识到，父母也会戴着有色眼镜看人。
在王占郡看来，与原生家庭的对峙是突破藩篱的重要一步，“我们要允许自己对原生家庭的伤害表达不满，这非常重要，这让我们在心理上得到适当的解脱。”他主张被伤害的孩子可以选择向家庭索要道歉。
然而，和解不是必然的结局。王占郡说，如果父母压制表达，伤害也仍在继续，则应采用物理隔离等方式抵抗伤害蔓延。在此基础上，受困者可再寻求外部的心理学资源，疗愈旧伤。总之，不应无休止地与原生家庭纠缠。
白楚桐选择刻意保持距离。她住在出租房里，可母亲会突然不请自来，理由是在附近开会。“我一听就知道这是借口，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
厌恶被母亲管束，母亲待着的一周内，白楚桐或是躲到男友家里去，或是一大早去找相熟的银行经理，在银行招待客人的地方坐一天。
白楚桐尝试过修复关系。她曾带父母出去旅游，途中相安无事，可回家后一切如故。保持距离才能让她寻求新生。“这两年，因为我对自己的生活有掌控权，我就没有像高中时候那么痛苦，那么抑郁。”
迈出对峙的一步后，曹阳仍没有完全摆脱受害者情结。直到2022年左右，他刷到一篇网帖，帖子问：如果现在有一个中500万元奖金的名额，你觉得父母会希望留给他们，还是给你？
曹阳的答案是，父母会自己留下中奖名额。那一刻，他想通了，父母只是自私的普通人，对孩子的爱未必那样浓厚，生下他或许是迫于养老压力，或许是躲避旁人的异样眼光，纠缠他们的所作所为并无意义。
想明白后，曹阳试图拉一把与他有相似困境的人。他告诉那些在“父母皆祸害”小组内痛斥父母却不肯向前走的组员，不要总是回忆原生家庭的糟糕时刻，那样只会再伤害他们一次。
“我觉得可以往前看。父母已经不可改变，甚至已经去世了。但你可以改变自己和现在的生活。”徐凯文说，对于那些长期受困的来访者，他经常做的是帮助他们建立、维护亲密关系，积极、矫正性的体验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产生。
然而，曹阳的好心并没有得到好报，他收到评论：“你又没经历过，你懂个屁。”2022年，入组10年后，曹阳正式退出已被雪藏的“父母皆祸害”小组。
在线下，曹阳则与父母达成“和平协议”，只把他们当成有血缘的陌生人。“我很少回去那边，除非有什么事。”但多年心灵受困，欠下的糊涂账不少，他至今仍是独身，没有发展亲密关系。
5
“原地踏步”的人生
也有人尝试过自救，但一次次失败，使他们更深地困于原生家庭决定论中。
冯海同与父亲的矛盾，部分源于在县城体制内工作的父亲试图掌控他，而他不愿让别人为自己拿主意。这种矛盾在高考结束后达到高峰，冯海同的分数只够上三本，他不愿读，希望到大城市读一所好大专的好专业，遭到父亲的极力反对。
他记得，父亲那时痛骂他“不要脸”，能上三本该烧高香了，大专是万万读不得的。最终，冯海同屈服了，一个人拖着行李去学校报到。“我一路都在哭，觉得要去那样一个学校，我这一辈子就完了。”他称自己当时“没本事”，不敢与父亲对抗。
毕业后，他渴求远离原生家庭，在外打拼。然而，在外找到工作后，他又承受不住独自生活的种种压力。面对连电视都没有的破旧出租屋，与每天要倒两趟车的通勤，当父母劝他回家时，他再次顺从。
有朋友告诉冯海同，他只是戴了一顶叛逆的帽子，在一些小事上自己做主，每逢人生大事总是向父母屈服。冯海同想不明白，自己当年怎么就没能在外地坚持一下？为何他是这样矛盾的心理状态？这样的思索常常令他痛苦。
回到老家，冯海同在机关做过合同工，在教培行业打拼过，但都没能干长久。他将工作失意的原因，也部分归结到原生家庭的影响上。遇到不懂行的领导，他心底生出面对父亲时的反叛劲儿，难以听从指挥。遇到不服管教的学生，他束手无策，既不愿像父亲对待他那样打骂学生，又自我设限，觉得自己继承了父亲的暴戾，没有耐心对学生循循善诱。
“我不（把问题）归结到原生家庭的话，应该归结到哪方面？”细数自己三十余年人生困局，冯海同如此问。
2015年，冯海同被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在王占郡看来，一部分长期无法走出原生家庭阴影的人，容易产生严重的心理疾病，甚至形成人格障碍，“这辈子可能就原地踏步了”。
“原生家庭决定论像一种闭环。可能会有特别厉害的人冲破吧，但是太难了，太少了。”冯海同说。
6
不愿将伤害传递
许多困于原生家庭的人，还会遭遇另一重劫难——难以建立亲密关系。徐凯文观察到，很多原生家庭决定论的信奉者，都不愿走进亲密关系。短期来看，他们似乎过上了自由自在的生活，但长期而言，人是需要亲密关系滋养的。
他曾在监狱对服刑人员做过研究。“监狱里惩罚一个犯人最严重的方式是关禁闭，切断他与人的交流。那个时候，人是要崩溃的。”
吴寒霜的人生，长期围着原生家庭的伤痛打转。横在她与父母之间的，有难以向外人倾诉的过往。
吴寒霜说，从小学到上高中前，她时常被父亲摸隐私部位。“当时太小了，这个事情发生可能就是一瞬间，对方又是你的亲人，你不可能提前做什么反抗。”
高中过上寄宿生活后，她才得以远离父亲。但创伤已然形成，17岁那年，她一度在宿舍中产生幻觉，觉得曾经伤害过她的人推门而入。
吴寒霜害怕再不求助，就要“变成疯子”，便给母亲打电话，将事情和盘托出。吴寒霜记得，母亲听罢，最初嚷嚷着要离婚，很快又责怪女儿告知此事，破坏了她“美好小世界的和谐”。再后来，母亲嫌吴寒霜不如其他受害者那样忍气吞声。
父母的所作所为使吴寒霜变得敏感。很长一段时间，她认定，如果外人无法理解自己被父亲猥亵的痛苦，她就难以与此人打交道。大多数男性逐步被排除在社交圈之外，她几乎只同女性说话。然而，同为女性，也少有人能理解她。后来，为了合群，她又强行把自尊拉低，直到外人触及底线，她再次缩回自我封闭的状态中，如此循环往复。
冯海同也不断缩回狭小的壳中。他不想和人有任何稍显激烈的交谈，双相情感障碍带来的心悸、全身发麻等躯体化症状很容易因此出现，原生家庭几十年不断的争吵也让他厌倦，他不想像父亲那样一点就燃。
冯海同确定，他不会做父亲。他没有多余气力关照孩子的身心健康，更不愿将伤害传递给下一代，让孩子再走一遍他的来时路。
吴寒霜仍渴求一个温情的家庭，也有生孩子的念头，但认定原生家庭是她成家的最大藩篱。直到遇到丈夫，因为一次意外，吴寒霜向他吐露了被父亲猥亵的秘密。对方听完流下眼泪，那时吴寒霜觉得，他是一个可以交往的男人。
袒露心扉仅限那一瞬间。后来，吴寒霜没有再与丈夫多谈此事，那是无法释怀的过往。
她部分认同原生家庭决定论：有人的确能远离糟糕的原生家庭，追寻自己的人生，但即使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他们内心的伤痕也未必能愈合。
“不报仇、不泄愤就很难真的放下。”在吴寒霜看来，她在二十多岁时拾起对原生家庭的愤怒，正是愤怒给了她生存的力量。
（文中冯海同、吴寒霜、白楚桐、曹阳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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